乌云盖顶
记者 王翔
王翔 | 文
“找到你热爱的工作，人生便不再是工作”，这句被无数励志文章引用的格言，已成为当代职场的金科玉律。在当代社会的话语图景中，“激情”是一个被过度生产和消费的词汇。从“从心选择”之类的职场格言，到各类职业发展指南和企业文化宣传，我们被告知理想的工作应当是热爱与激情的延伸，是自我实现的终极舞台。这种将工作与个人意义、创造力和幸福感深度绑定的伦理，似乎为后工业时代中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身份认同。
然而，当热爱成为一种义务，当激情变成一种要求，当我们被告知“不热爱工作就是对不起自己的人生”时，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浮现了：我们究竟是在追随内心的召唤，还是在被一种更精巧的剥削与压迫机制所操控？
“在后工作时代，激情早已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一种内化的服从，它以梦想之名要求投入，以自我实现之名掩盖剥削，迫使我们在过劳中感恩、在低薪中自责、在不确定中持续燃烧，这一切并非出于热爱，只是旷日持久的忍耐。”
新加坡学者洪仁毅的著作《一忍再忍：后工作时代的激情操纵》，正是对这一时代症候的深刻诊断与批判性反思。这本书并非简单地重复对“激情工作”的道德谴责，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史脉络和社会学视野中，进行了精密的话语考古和扎实的田野研究。
《一忍再忍：后工作时代的激情操纵》
[新加坡]洪仁毅 | 著
徐说 | 译
元股证券:ygzq.hk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8月
一、从“幸福”到“激情”：现代社会治理术的华丽转身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激情工作”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或情感体验，而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用以塑造劳动者主体性、管理其情感并确保其在不稳定状态下能够持续“坚韧”（endurance）地生存下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本书的分析始于一次精彩的“话语考古”，作者追溯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企业管理哲学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幸福”到“激情”的治理逻辑转型轨迹。这一历史谱系的梳理，不仅为理解“激情工作”的当代形态提供了历史纵深，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不断收编和转化自身的批判者，来完成其统治术的迭代升级。
二十世纪中叶，以人际关系学派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将工人的“幸福感”视为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然而，正如威廉·怀特在《组织人》中所批判的，这种对“幸福”的追求，其代价是个人棱角的磨平和对组织的绝对顺从。到了二十世纪末，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创意产业兴起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僵化的科层制已然成为创造力和灵活性的桎梏。资本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劳动主体——一个能够自我驱动、灵活适应并能将个人创造力转化为资本的“自主”个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激情”取代“幸福”，成为新的管理核心词汇。
与要求外部顺从的“幸福”不同，“激情”指向一种内在的、本真的驱动力。这种转变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管理的任务“内化”到了个体之中。劳动者被鼓励去“发现你的激情”，仿佛工作不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是自我实现的旅程。然而，这场旅程的路线图早已被资本的逻辑所规划。“激情”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结构，它将劳动者与不稳定的工作、过度的劳动和微薄的回报绑定在一起，并用“意义”和“成长”的承诺来对冲剥削的残酷现实。人们被虚假的想象驱使去追寻他们的激情，相信这会带来幸福和更好的生活，但最终被剥夺了工资、时间和创造力。
在针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项目中，失业被包装为个人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机会。失业者被教导要保持“韧性”，要将失业视为找回激情的契机，“失业越是痛苦，失业者就越需要表现出更多的激情”。在对企业游戏化机制的研究中，作者揭示了企业如何把重复性、枯燥甚至令人沮丧的劳动重新包装为“有趣”的体验。
例如呼叫中心的员工每天面对海量电话与标准化脚本，本该充满无聊与疲惫，但管理者通过积分、奖励、排名、虚拟徽章等方式，把这份劳动转化为“游戏”。这并非真正让劳动变得轻松，而是通过麻痹性的兴奋让工人保持在一种“悬置状态”——既意识到工作的无意义，又被游戏化的刺激牵动，不断追逐下一次奖励。
而近年来兴起的联合办公空间，则以“社区”“连接”“灵感”为卖点，承诺给劳动者一个充满激情的工作环境。然而这种“社区感”其实是脆弱的和表演性的，只是用色彩、空间与社交幻象掩盖了劳动的风险。最终，激情工作的理想维系了一种“残酷的乐观”状态，激情被当作弥补当代资本主义不公的灵丹妙药。
二、“异化”的升级，祛魅与“再魅”
“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我们必须成为职业人”（马克斯·韦伯），自从辛勤劳动被视为“天职”，人们被迫成为“职业人”以来，对此的怀疑也从来不曾消失。显然，任何批判都无法绕开卡尔·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激情工作”话语的出现，似乎正是为了“解决”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问题。然而，洪仁毅的分析深刻地揭示，这并非异化的终结，而是异化的升级和变形。“激情工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更精致的异化形式——情感异化。
马克思时代的异化主要方式为劳动力的出卖，而在“激情工作”的时代，被要求出卖的不仅是体力和智力，更是劳动者最内在的情感、创造力和生命活力。当“激情”成为一种职业要求，它便不再属于个体，而被整合进资本增值的逻辑之中。
劳动者被鼓励将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入工作，但这种投入所生产的价值却依然归资本所有。这是一种比单纯出卖劳动力更彻底的异化，因为它掏空的是人的整个存在。同时，激情工作通过赋予劳动以“意义”和“自主性”的表象，制造了一种“非异化”的幻象。劳动者误以为自己是在为“激情”而工作，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因此，“激情工作”是资本主义应对其内在矛盾的一种自我调适。它通过收编对异化的批判，将解放的语言转化为新的控制工具。
将作者的分析置于韦伯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激情工作”所蕴含的深刻悖论。韦伯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张，这一过程就是世界的“祛魅”过程。然而，在本书所描绘的图景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奇特的“再魅”过程。
当工作被理性化到极致，沦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时，它便失去了吸引劳动者的精神力量。“激情工作”话语的出现，恰恰是对这种“意义真空”的补偿。它为冰冷的劳动过程重新注入了神圣的光环，创造了一种以个体自我实现为核心的世俗宗教。
然而，这种“再魅”是虚假的，它最终服务于一个更深层次的理性化目标。对“激情”的推崇，使得对工作时间的无限延长、对个人生活的全面侵占都变得“合情合理”。情感本身被工具化、可计算化，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量化和优化的对象。这恰恰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化逻辑的极致体现：即便是最非理性的情感——激情，也被纳入了资本增值的理性算计之中。因此，“激情工作”完美地体现了理性化的悖论：一个以“再魅”为表象的过程，其内核却是理性化过程的深化和绝对化。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是本书最核心的理论资源。“激情工作”就是福柯“治理术”的绝佳范例。它不再像泰勒制那样规训工人的身体，而是将工人塑造为“自主”的、“自由”的、“有激情”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权力不再从外部强加，而是从内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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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激情工作”的许多实践都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风险管理。它在经济危机和个人挫折发生之前，就已经为劳动者注入了“抗体”，使其能够“坚韧”地承受打击并迅速“恢复”。这是一种将生命政治的管理从“治疗”提前到“预防”的精妙操作，它旨在确保劳动力作为一个“人口”单位，能够在新自由主义的动荡环境中持续地、稳定地为资本提供服务。这标志着权力从对身体的规训，转向了对灵魂的牧领，以及对生命欲望本身的捕获与管理。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从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进入了“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中，主体不再是被动的规训对象，而是积极的“功绩主体”，他们不断地自我鞭策、自我优化，追求“我能”（I can）。这种社会不再有明确的“他者”来施加压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致命的自我剥削。
洪仁毅所分析的“激情工作”，正是功绩社会最核心的燃料。当“你应该”的外部诫命，被“我能”“没有不可能”的内在驱动所取代时，“激情”便成为了驱动这台永动机的完美能源。功绩主体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在工作中实现生活。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彻底消失。这种自我剥削之所以如此高效，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本书中的大量案例，从通宵达旦的创业者到将人脉经营视为乐趣的失业者，都为韩炳哲的这一论断提供了生动的注脚。两者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代资本主义最成功的统治，是让被统治者误以为自己是统治者。
三、在“激情”废墟上寻找抵抗的微光
激情原本可以是个好东西。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对于激情的部分，马基雅维利说它是追求荣耀的欲望，霍布斯说它是人的骄傲或虚荣，卢梭称其为自尊，汉密尔顿称其为对生命的爱，黑格尔则说这是希望被承认。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既非欲望也非理性，而是来自灵魂的激情部分——寻求承认的斗争，勇敢、慷慨、爱国和公共精神都源于此。
然而，当人类灵魂中的激情被当代资本主义“收编”之后，一切都变了。权力不再仅仅是压迫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它不再对你说“不”，而是热情地对你说“是”——“是的，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然而，这种“赋能”的代价，是风险的个人化和控制的内在化。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些进一步的追问。本书出色地描绘了“激情工作”这一治理术的无所不包和强大效力，但对于“抵抗”的可能性，似乎着墨不多。书中的劳动者形象，大多是“坚韧”的承受者和“积极”的适应者。那么，抵抗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会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对“激情”话语的公然拒斥？是“躺平”式的消极怠工？还是在共同工作空间中形成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社群连带？或许，在“激情”的废墟之上，探寻新的集体认同和团结形式，是未来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
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所许诺的稳定工作、中产生活方式和可预期的未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个“之后”的时代里，我们被要求用“坚韧”的个体心态去弥补结构的崩塌。这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重新想象一种超越了“激情工作”和“坚韧生存”的“美好生活”？
这种新的“美好生活”将不再仅仅关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关乎集体的福祉、社会的公正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批判“激情工作”的虚假承诺，更要积极地去构建一种新的劳动伦理和生活方式，一种能够让人们在有尊严、有保障、有闲暇的生活中，真正自由地发展其潜能的社会。
四、从“内卷”到行动：阿伦特式的中国回响
读完这本书，我们或许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原来那些我们以为最私人、最本真的情感，竟然也可以被如此精密地计算、管理和利用。但这种不安恰恰是清醒的开始。当我们意识到“激情”可能是一种更精致的枷锁时，我们才真正获得了思考的自由。
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22年的美国，而在2026年的中国，本书依然可以做很多在地化的延伸。从中国语境看，本书的研究回应了关于“内卷”与“躺平”、情绪资本、家庭分工与平台经济等现实话题。
在过去几年中，“奋斗改变命运”“拒绝躺平”之类的口号广泛传播，但现实中“内卷”和高强度工作制也随之盛行。作者的分析提醒我们，在赞美个体忍耐和热情的同时，不应忽视背后结构性的不公。由于各行各业的“内卷化”以及工作机会的日益狭窄，年轻人无论是否“热爱”自己的工作，都要面对“996”、无偿加班、绩效考核等制度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热爱劳动”的要求只会加重劳动者的焦虑：他们被迫感谢加班、责备自己薪水低，并在不确定中不断消耗自己。
更进一步地，当代社会正在不断深化个体化的过程，使人们不得不把身份认同建构成每日需完成的任务。“找到热爱的工作”常被包装成幸福之源，其实往往是利用了人们在原子化社会中对意义的渴望。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热爱”变成了收买和剥削的前提条件。
正如鲍曼所说，“‘个体化’包括将人类的‘认同’从‘给定’的事物转变为一项‘任务’，要求行动者必须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被迫不断提问“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把对工作的热爱作为自我实现和个性建构的途径之一。
本书的“好生活”视角恰恰批判了这种无限建构的逻辑：当所有人都要自己去塑造未来时，“热爱你的工作”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准则，谁不投入激情，谁就仿佛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也许，当我们不再被“做你热爱的事”这样的话语所迷惑，当我们开始质疑那些看似积极正面的职场鸡汤，当我们敢于承认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时，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思考：在一个不再需要我们燃烧自己来照亮资本的世界里，我们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作者指出，“激情工作是一种被设计来控制工作者的情感、知识和精力的话术”，但“无激情”并不能成为“激情”的有效替代方案，简而言之，“激情有可能使你被利用，但没有激情你又难以感受到幸福”。那么出路在何方呢？在我看来，出路不在任何一本成功学著作里，不在任何一场TED演讲中，而在我们每一个人对当下处境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可能性的共同想象之中。
汉娜·阿伦特对于“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区分也许是可行的道路。“劳动”是属于生物世界的，服务于生命维持与循环的动物性需要；“工作”是属于物质世界的，面向器物与制度的耐久世界；“行动”才是真正属于人类世界的，它发生在他者之间，以言说与共同行动在公共空间中开启新的关系与秩序。
无论“激情工作”的叙事把忍耐导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个人品牌与成就的累积，都只是劳动和工作，而非行动。只有迈向公民德性与共同体幸福的行动，才符合德性，否则就是被错置目的绑架的“伪德性”。换句话说：“一忍再忍”本身并不高贵；高贵的是为了德性之目的而恰当地忍耐，并适时付诸行动。
总之，本书鲜明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操纵我们的情感状态来让我们在工作中保持满足感。正如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的，充满激情的工作话语是管理我们对工作的失望和在不稳定中生存的处方。本书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焦虑与矛盾。它迫使我们去反思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信条。
对于每一个在“激情”的号召下疲于奔命的现代人而言，这本书都是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在被掏空之前，我们至少应该先看清，那正在燃烧的乌云盖顶，究竟是我们自己的激情，还是资本的燃料。而对于所有关心劳动解放未来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新的起点。只有在深刻理解了当代奴役形式的精巧与复杂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开始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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